姚万林(北京市顺义区大孙各庄中学)

　　敢骄傲地说，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，我都是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。也正因如此，再加上我家是中农出身，读初三时，我遭到了严厉的批判，到全校大会上作检查，坦白自己是如何“受资产阶级家庭的影响”、“为升官发财”、“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”而读书的。也许是我会些文笔、检查深刻吧，我过了检查关，被推荐上了高中。

　　那是1976年，我要到另一所学校读高中了。临行前，班主任再三叮嘱：“到了新的环境，别人都不了解你，你要重新做人，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。”正值青春期的小伙子，容易不计长远、脑瓜一热：何苦呢？学习好反倒挨批，索性不学了。果然，到了高中，我反常地、加倍地玩闹，似乎是要将功补过。那时，我经常旷课，骑自行车到城里玩，早出晚归。当时，生产队实行工分制。那一年，我帮家里到生产队劳动，挣了420分(每天6分)。这是要70天的劳动啊，这70天里，有星期日，也有跟老师谎称有病请假的。升高二时，物理考试，我得了15分，稳居班上倒数第一。当时，我自己还感到无尚荣幸，觉得这才是彻底改造了资产阶级思想。

　　1977年暑假。

　　我村有个姓邱的老师在北京城里教书，不知他哪得来的消息：“今年上大学可能要考试了，听说你原来学习不错，好好准备准备吧。”可是，玩野了，哪里学得下去？再说，他的话可信？考试，那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么？

　　1977年10月，邓小平同志提出，党中央，国务院研究决定，11月份全国高考。招生简章中的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：在校学生，如果成绩特别优秀，可由学校推荐，参加考试。当时，我在读高二，只符合“在校学生”这一条，但成绩绝对“特别不优秀”。我找到了班主任，说明自己的过去，表示一定在高考前的一个月里，努力学习，争取被推荐。至今，我都忘不了我的班主任——徐老师的恩情。听到我说要好好学习，他非常高兴，当即表态：“你好好学，有啥不会的问老师。就是我睡着了，你把我叫醒，我也愿意。”果然，经老师推荐，学校研究决定，我以“在校生”的身份，参加了1977年11月的文革后首次高考。

　　学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一个月的时间里要学的东西那么多，积重难返呀。当年，我没敢考理科，毕竟它连贯性强，要求理解的内容多。利用一个月的时间，我生吞活剥地硬记了一些史地、政治，走进了考场。那一年，我以253分的成绩稳居我校文科状元之位，超第二名33分。然而，当年录取线为：往届生260分；在校生320分。我校没有一人考入大学。高校录取完后，中专录取。含我在内，我校共四名学生考上了中专。我去的是顺义县师范学校。

　　以后，由于工作、家庭、身体等原因(也许是借口吧)，我的大学梦一直未能实现。这该是我终生的遗憾。于是，我用自己的遗憾教育了我的儿子，教育了无数个学生，勉励他们应该让人生少些遗憾，不管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、放弃希望。